共青团直接联系青年的路径研究

在青少年事务领域，则集中反映为“社会生活资源、生产资源等稀缺性资源不再完全由党和政府所控制、分配”，[1]共青团组织在传统严密“单位制”和“体制内”的“天然管辖权”逐渐被让渡。与此同时，在经济活跃、社会开放的环境中，各种资源沿着不同的维度得以散布。青少年可以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高度重合的场域之外获得足够的资源，而不必完全依靠共青团组织，甚至于党政部门的分配与拨划。由此形成了青少年工作官方和民间的“两个活动场”，两个场域之间具有不同的成员结构，驱动方式和话语体系。

此外，这种资源的“散逸”，加之青少年在发展上日渐增长的需求，催生了社会领域多元治理与自我治理的格局形成。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构建了无数个“亚群体”，他们的利益需求与社会心态差异甚大，这对共青团履行职能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原有自上而下、行之有效的行政组织与结构优势，此时反而成为共青团开展青年工作的一种“阻碍”。“类行政机构”“二政府”的刻板印象，机关化的运作模式，使得共青团的工作渐渐滞后于青年的需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谈及基层群众工作，就明确提出，要“在巩固按行政区划、依托基层单位建立组织、开展工作的同时，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成员发展、联系群众、开展活动的方式。”可以说，恢复和加强直接联系青年，是做好党的青年工作的一个关键性前提。

二、研究目的及方法

    通过分析以上的时代背景，本文意图阐述当前经济社会变迁给青年群体规律带来的变化和共青团工作的挑战有哪些？在“绝对优势”有所调整的前提下，共青团等类似负有政治使命与责任的群团组织，在吸引自身所联系的群众上，存在何种短板与障碍？在业已被社会公众，甚至是一些基层党政领导、部门视为“行政机构”，并纳入机关管理的模式下，共青团组织如何破除“行政化”的障碍，真正回归群团组织的“初心”？最终尝试回答在创新改革群团工作的大背景下，如何去建构一个适宜的工作模式，从而均衡“行政”与“群团”之间的属性平衡。

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课题组围绕“共青团组织直接联系青年”的主题，先后在广东的珠三角、粤东西北地区召开了4场专题座谈会，深度访谈56人次，包括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专兼职团干部、专家学者、基层一线青年等。在定量调查上，课题组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包括团干部和团员青年各500份。从填答效果来看，团干部回收410份，回收率为82%，团员青年回收384份，回收率为76.8%。

    三、当前青少年生存现状与共青团直接联系青少年情况

    当代社会的转型是市场秩序重建与经济社会变迁齐头并进的过程。共青团凭借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效发挥了动员青少年群体的功能。而在当下，面对复杂纷繁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要思考惯常使用的“普遍性”“阵地式”“广域式”动员方式与服务领域能否精准对应当今青少年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将青年群众工作创新嵌入到党和国家社会治理改革的大环境之中，理清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的职能范围。

    （一）互联网已经成为主流生活方式，但团属新媒体覆盖和影响不足

当我们在讨论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新媒体对90后、00后青少年的影响时候，他们自身早已将其作为了一种生活习惯。购物、娱乐、社交等日常生活模式均在互联网上得到延伸，乃至成为主流。各类“互联网+”的应用不断满足、甚至发掘出青少年层出不穷的需求。在社会交往上，我们可以断言，虚拟已经取代了现实，成为青少年最普遍的社交模式。如在调研中可以发现，微博微信，取代了直接会面，已经变为当前青少年主要交往渠道。除却必要的工作要求，38%的青年每天花1～3个小时，22%花3～5个小时，26%花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耗费在网络上。而团干部自认为通过互联网与青年接触和联系占比达56.4%。

面对网络化成为青年日常工作、生活、学习方式的新趋势，共青团组织越来越注重团属网络新媒体建设。但在某种程度而言，共青团运用新媒体的手段仍不娴熟，对互联网引领作用的发挥仍有待加强。据调查，基层一线青年对团属新媒体的关注程度不高，只有33.07%和28.13%的受访青年表示关注了共青团组织运营的微博和微信账号。由于共青团组织对网络新媒体运用经验不足，导致许多新媒体文化产品投放、受众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问题，对青年影响有限。

    当前通过各级团组织的努力，层层级级的团属新媒体运营团队普遍成立了。但由于重视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对新媒体规律掌握的层次不同，致使该项工作力度与成熟程度不一。在欠发达地区和劳动人口净流入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中，共青团新媒体服务的路径还相对滞后，效果并不明显。

    （二）新兴青少年群体显著增加，但行政化动员路径依赖明显

随着社会急剧转型，青少年的群体不断分化，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蜂拥而至。这些问题，有些属于传统延续下来的，无论是哪一代青少年都要解决的普遍性问题，比如就业发展、婚恋交友等，需要从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落实等公共行政管理领域予以协调解决。有些是属于青少年个人生活的，带有较浓厚的个性化色彩，如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兴趣爱好乃至弱势群体帮扶、心理危机干预等，且后者在整个需求总量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需要采用“一对一”的群众工作方式予以帮助解决，有的甚至要通过长期的个案跟踪才能看得见成效。

然而在传统的工作惯习与群众的认知之中，单一的“行政化”“运动化”是共青团开展工作的特色。首先是“行政化”。在政制设置中，共青团本身就是行政架构的一个组成，拥有自上而下的完备机构，通常在机构设置与具体运作过程中，采用与党政机关一样的科层制模式。在人员配备与运行机制上，采取“朝九晚五”的“机关化”工作时间与节奏。相对于普通的青年社会组织而言，共青团更像是一个偏向于公营的机构，而非纯群众性的团体，所提供的也多为程序化、格式化的服务。但群众工作的路径与方法，更多的是应当填补青年课余、工余的时间段。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在青年所能适应的团组织开展服务与帮助的时间段中，“下班时间”和“节假日”分别达到31.77%和32.81%，二者相加近乎受访者的大半。而愿意在“上班时间”参与共青团活动的只占10.16%。事实上，共青团组织的活动与青年工作时间的高度一致，很大程度消减了青年对于团组织活动的参与度乃至好感度。造成团干部开展工作时找不到青年，而青年在有需求时找不到组织的尴尬局面。现状亟需改进，这也受到了不少团干部的认同。如受访的团干部中有75.12%认为“上班弹性、机动”是能有效联系青年的最好工作方式。

“运动化”则表现在团干部与团员青年之间对于工作效果的认知差异上。不同的人群对于“经常联系”与“普遍联系”的界定有着较大的差距。在访谈之中，受访者认为“团干部与青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中，“开展活动”一项的比重高达57.39%。有83.66%的团干部表示能比较经常或经常接触和联系青年。然而这个数字在一线基层青年处却“打了折扣”。只有27.08%的受访青年表示经常与团干部打交道，而61.98%表示有时或很少与团干部打交道，甚至有9.38%的青年表示没有跟团干部打过交道。

在活动中维持对青年的联系是当前各级共青团组织运用的普遍手法和主要途径。相较于社工组织的个案与恒常工作手法而言，这样强调“场面”和“运动”，对长效与个案工作的缺乏，在群众工作的效果上有一定的不足。即便遵循既有路径和思路的工作方式，遇到青年群体规律的变化，也出现了“运转不灵”甚至起到“反向作用”的苗头。一些历史悠久的团属品牌活动，形式和内容创新出现瓶颈，动员青年的效能呈现递减的趋势。

（三）青年需求越来越多元，共青团服务专业性相对欠缺

为党巩固执政的青年基础，是共青团赖以生存的政治合法性；而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有效承担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职能，则是共青团得以发展的社会合法性所在。通过梳理政府现有的职能框架，不难看出在原有界定的行政职能范围之中，各级政府并未单独将青少年事务列出，而是归总至各条职能战线。有些青少年需要的领域，政府机关还存在着缺位，服务领域存在空白。加之行政资源的有限，政府部门在选择服务青少年群体时，是有着一定的选择性与偏向性的。只有那些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涉及到大部分青少年利益的事务才能被纳入到政府管理的青少年事务的范畴。而且由于行政系统运作的特征，政策的变动与革新会远远落后于青年群体的发展需求。

长期受到行政运作逻辑影响下的共青团，在开展工作时也同样面临着此种困境。调研中可以发现，团组织的设置及人员配置，是各项工作得以成功落地的阻碍和短板。有47.32%的团干部认为直接联系青年最大的困难是“资源有限，难以解决青年利益诉求”。分别有31.22%和31.95%的受访者认为，“青年高度分散流动，难联系”及“缺少活动阵地和设施”是基层团的工作开展的主要困难。在剖析团组织对青年覆盖薄弱的原因时，有36.59%和34.63%的团干部认为“人手短缺”与“资源较少”这两大因素较为显著。一个县级团委的两至三名工作人员要服务本辖区内十余万甚至更多的青年群众，是很普遍的现象。普惠式的服务都很难实现，更不用说对青少年开展有针对性强的项目。

当今青少年事务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范畴，涉及到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等多方面。与世界各国青年政治敏感度逐渐缺乏相一致的是，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文化信仰呈弱化趋势[2]，他们对于政治领域的关注降低。共青团在政治上的吸引力有所削弱，青年群众对于共青团组织服务功能的期待也远超从前，这对于共青团组织是一个大的挑战。根据调研所得的数据，在对团组织活动不满意的青年当中，有72.22%的人认为团组织活动“内容空泛且无新意”或者“方式老套且无创意”。团组织开展的品牌活动，多数青年只停留在“听说过”的层面，“参与过”的比例较小。一些团员青年只对自己当前的团员身份有一定模糊的认知，对共青团的职能，团组织提供的服务则完全不了解。

    在专业化建设上，有超过86%的团干部认为有必要或非常有必要建立一支专业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立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有助于提高团工作专业水平，增加团组织工作力量，可以成为共青团组织的另一重要工作路径。但必须注重加强青少年事务社工的政治引导与团务培训，提高社工专业水平和认证质量，从而推动青少年事务社工更好服务团的工作，服务项目更具有团的色彩。

（四）部分团干部的人格魅力与青年领袖特质缺乏

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组织，对于民众的吸引力大多来源于自身的理念主张与组织领袖的个人魅力。基层团干部的人格感染力和感情是吸引和凝聚青年的重要特质，团干部自身本领能力是其人格魅力的重要内容。但调研显示，基层团干部普遍存在本领不足问题，主要体现在专业知识不足、缺乏工作经验，不大了解社会各阶层青年的特点，设计和策划的活动产品不能满足青年需求，影响青年对团组织活动的接受参与，也影响着团干部对青年的吸引和凝聚。

一些团干部“三门”特征明显，虽然具备高学历和知识储备，但极少与一线青年打交道，群众工作的能力不强，讲的是“书面语”，说的是“场面话”，与普通青年的话语不在一个“频道”上，甚至怕与青年群众直接联系，不了解青年群众的心理，不掌握青年群体的变化动态。在工作期间，多忙于应付行政性的事务，甚至还没有走遍辖区内青年聚集的主要场所。另一方面，针对青年群体的就业创业、成长成才、身心健康、文娱康乐、婚恋交友等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团干部局限于自身的专业储备，所能提供的服务产品受众少、总量小、水平低、样式贫、改进慢，在专业性、广泛性、延续性上逊于日益发达的市场企业和专业组织。    

在当代青少年的需求满足上，共青团日益受到蓬勃发展的青年社会组织挑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青年社会组织专项研究显示，剔除包括隶属于共青团或带有体制内色彩的青年社会组织和高校社团，真正由青年自发成立、自我管理、自主运作的青年社会组织，以体制外青年为绝对主力[3]。根据调研的数据，经常参加青年社会组织活动的受访者达到66.93%，有45.91%的受访者认同“经常参加社团活动将有所受益”。一些社团骨干成为青年群众中的意见领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四、讨论：新时期群团组织创新变革的路径

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青年群众首先是通过共青团的工作和形象来认识共产党，同时也通过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来评价共青团[4]。青少年工作的发展应当适应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化与格局调整，共青团组织应清楚地明确自身在其中的定位。要明白作为党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纽带，共青团生命力与活力的体现在对基层青年的动员能力。

（一）直接联系青年是群团组织基本职能的回归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和人民是中国的决定性因素[5]。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在“调频”上应当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跟中国共产党自我创新是同步规划，同步进行，同步发展的。虽然在组织职能、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活动载体等方面，党和团具有差异性、多样性。但在这个奋斗目标上共产党与团是高度契合的[6]。共青团直接联系青年群众的要求，也是共产党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有机组成。

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有较为精辟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按照他的观点，政治组织的政策实施是一个民意搜集与反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政治组织将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将其集中为系统的意见，然后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因而，作为一个肩负政治责任的青年组织而言，共青团不同于一般性的青年社会组织，专门强调社会服务；更不是完全等同于某些国家公营的青年事务管理机构，具备管理行政职能。执政党对于共青团的定位相当清晰，主要起的是凝聚人心、巩固执政根基的作用。在这个角度上，共青团现在强调直接联系青年群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实际上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为青年政治组织本身职能的回归，是对某些过分强调“社会职能”与“社会服务”的观点的纠偏。

    （二）直接联系青年是新时期应对“市场化”“非组织化”活动规律的路径

改革开放前，执政党通过单位制和层级制来组织社会，把社会按部门和层级固化为一个个国营单位、集体单位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使社会个体成为高度“组织人”。共青团组织就是借助于自上而下的官方体系，取得了对青年的组织垄断与优势。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制度逐渐成熟。人员在各种社会单位之间的流动变得稀松平常，“非组织化”成为当代青年比较显著的一个活动规律。有学者将这许多人不隶属任何组织的状态形象地比喻为“马铃薯”。[8]

但当“市场化”手段不仅影响到经济领域，而且向社会领域进行潜移默化渗透的时候，社会事务慢慢从意识形态“挂帅”转变为以满足利益需求为主，基层党团组织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逐渐弱化。直接向社会提供服务的主体让位为具备行政职能的基层政权，甚至是一些纯民间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而既不承担行政职能，又在专业服务上存在薄弱的共青团组织如何定位，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现阶段共青团的改革创新应当着重强调一个问题：如何继续强化青年政治团体在基层格局的空间定位，寻找嵌入基层多元共治、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明确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协作关系。从组织化动员渠道向社会化动员渠道转变，从行政垂直化工作体系向社会扁平化工作方式的转变。以“去组织化”的工作方式来应对“非组织化”的青年活动规律，正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方式。

（三）改进共青团组织直接联系青年的可行路径

直接联系青年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从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动员。一是推进基层团组织服务平台与终端建设。在城乡社区、非公企业、居住公寓、休闲集散地等流动青年聚集区域，建立覆盖面广、工作方式灵活的青年中心、青年汇、青年家园等团组织综合服务平台与终端，拓宽多行业交叉、多群体互联的联系渠道，推动团组织深入社区、学校、工业园区等青年集聚的阵地，贴近青年群体，为他们提供最便捷的服务与帮助，实现共青团服务架构的扁平化运作。二是应当加大对团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的培训。建立团干部专业素质培训机制，对团干部进行定期培训，提高团干部的专业水平与能力。除了政治、经济、社会等专业性知识的讲授之外，也要加强群众工作能力的培养，特别是筹集资源、解决群众困难、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打造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青年工作人才队伍。三是要形成互联网的工作思维。打造网上网下相互促进、有机融合的工作格局。加强新媒体工作平台建设，依托QQ群、微信群、手机APP、网站等，畅通联系青年渠道，形成与各类青年的良性互动。要善用新媒体运用平台，提高团属新媒体产品供给水平，线上线下相结合，紧密团结和凝聚青年，使青年服务受众最大化。四是整合资源，建立“财政—团组织—服务青少年类社会组织”的青少年事务工作体系。在政府职能转移的过程中，要争取把党委政府交给共青团服务青年的经常性任务，逐步转化和明确为共青团的具体职责，并推动纳入财政预算，固定形成长期性的青少年管理服务项目。

 

 

参考文献：

[1] 王艳，伊行.青少年事务发展与青年组织的政治合法性——社会转型期共青团发展战略的一个社会学视角[J].当代青年研究.2003（10）：2

[2] 张理想、马丙合.当代青年政治文化形塑——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五省市高校调查数据分析[J].人民论坛.2014（35）：241-243

[3] 中国青少年研究课题组.我国城市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研究报告[J].青年学报.2014（4）：43

[4] 胡献忠，郗杰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青年关系论略[J].青年探索.2013（1）：53-55

[5] 卫建林.党的历史是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J].中国社会科学.2011（4）：14。

[6] 孙乐艳.切实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先进性[N].新华日报.2015-10-27（20）。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01。

[8] 胡献忠.社会整合视野下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探析[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6）：54。

 

 

本文是2014～2015年度广东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重点资助立项课题。课题编号：2014WT019）

 

（作者简介：文嘉，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