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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政策实践比较与思考

文章所在栏目:研究调查 点击数:800 更新时间:2016-04-01 10: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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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政策实践比较与思考

摘要:中国已进入城镇化新阶段。要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就无法回避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创造条件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全局意义。但是,农民工市民化依然面临诸多障碍,这不仅仅是制度本身带来的,也是制度之外的因素带来。

本研究力图形成对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和前景的全面把握,尽可能展现新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探索——积分制管理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积分制管理打破了把户口作为公共服务分配依据,寻找一套新标准作为农民工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根据,为农民工市民化做了积极探索。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积分制管理;隐性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一)农民工市民化牵动影响转型发展全局。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并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表明,由于上亿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超越了地域的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何克服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事实上存在的“生存差距”,也就成为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虽然关于农民工市民化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也逐步进入城市,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生产逐步生疏、对土地依赖逐步减轻、对农村依恋逐步减弱、对融入城市日益增强。农民工进入城市,势必将带来释放消费潜力、改变社会结构、变革城乡治理结构等多方面的社会影响。所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成为牵动影响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全局性课题。

(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制度背景。

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这套制度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城乡分治和城乡隔离两个方面。因为城乡户籍身份的不同,对于大部分进城农民工而言,迈入城市户籍的门槛还是很高,农民工把户籍迁入城市所占比例很小。而且,与城乡户籍身份隔离相联系的是,国家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和居住等方面的城乡分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这种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工在经济地位、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等几乎各个方面的市民化。

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问题,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问题。尽管学者已经就土地流转等制度做出了研究,并且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试水农地流转,但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制度瓶颈——跨地区、跨省的土地流转、金融结算、统一账号等政策由于地方财政、土地管理等深层次问题,目前还鲜有学者进行研究,对此进行尝试的地区和省份也几乎没有。本研究认为,这一层次的制度性问题不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只能以地区内、省内制度创新以及小范围、少量试验的形式进行局部改革。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因导致农民工市民化障碍重重。

30多年来,“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大量农民工依然处于社会边缘,不被城市主流群体认同、接纳,乃至受到歧视和伤害,无法融入城市社会,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现有的各种研究也表明:农民工市民化并不乐观。在各地实践中,外来务工人员落户城市的比重并不高,绝大多数农民工不仅缺乏制度接纳,而且缺少城市社会认同。农民工市民化绕不开种种障碍——这些障碍,既有共性,又有转型时期的特殊性,这使得农民工市民化步履维艰,因为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而成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二、国内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实践探索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农民工政策顺应经济社会变化,从原来的限制、歧视转向了以人为本、公平对待和保护合法权益。在此背景下,全国许多城市开展了新一轮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改革。从各地的探索来看,农民工市民化确实需要打破体制性障碍,但也需要尊重历史和现实。尤其是单个城市承诺给所有的农民工解决户籍问题并不现实,比如郑州等地曾这样做,最后的结果是农民工大量涌入,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跟不上,导致农民工市民化不得不被叫停。因此,对于单个的区域性城市来说,试图解决所有农民工进城并不现实。本次研究特别回顾了国内重庆、成都和昆山等地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都是在顶层设计缺乏的情况下,地方“摸石头过河”的尝试,这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一)重庆:不脱和再穿

重庆市2007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城乡统筹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户籍改革政策可概括为“不脱农村三件衣服,穿上城市五件衣服。”即保留农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地使用权,同时转户后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及时纳入城镇保障体系,一步到位,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重庆户籍改革力求在不损及转户居民利益的前提下,增加转户居民的社会福利。同时,通过建立土地处置等配套机制,显化土地资产价值,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最终实现农村居民带着尊严和财富进城,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的利益。

具体而言,当地通过推进配套机制的建设,从农村土地处置、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就业保障、城乡教育保障、卫生服务保障、完善计划生育相关政策等方面入手进行户籍改革。半年内全市办理农村居民转户1453686人,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这些人转户后,即可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参加养老保险,一次性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可享有优惠政策,市财政还提供专项补贴,使转户居民得到了实惠。

(二)成都:集中与转移

2007年6月,成都获批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早在2003年,成都户籍改革新政的出台,就来自于市委“统筹城乡”发展的配套改革战略。当年,成都在全市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称为“成都市居民”。这一户籍管理制度上的最大突破处在于,成都市农民可通过城市租房获得成都市户口。这意味着,对于所有当地农民来说,想要取得一纸成都城市户口,已经不再是什么难题。发轫于成都市双流县的“三个集中”,在实践中为成都探索出了通过集中集约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转移富余农民,通过农用地规模经营来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径。

(三)昆山:“新昆山人”建设工作

昆山处于江苏东南部,紧邻上海。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容纳了人数超过本地人口的农民工,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面对这种情况,昆山市政府开展了涵盖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服务与管理等内容的“新昆山人”建设工作,形成了一套被外界称为“昆山经验”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办法。首先,从理念上转变观念,实现创新,以“新老昆山人”的身份定位打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同时,设置针对农民工的组织架构。2004年4月,成立“新昆山人”工作委员会、“新昆山人”工作领导小组、“新昆山人”服务中心,为“新昆山人”提供多方面的社会服务。另外,建构农民工社会政策体系,针对具体问题的社会政策体系,搭建就业服务、劳工权益、社会保障、流动少年儿童的入学教育、集居工程建设等方面推进新昆山人的城市融入工作。

农民工入户城镇,不仅仅是身份的转换,其背后是一整套原来历经几十年形成的二元福利制度的深刻调整,只有增强农民在城市就业的能力,保障其生活的条件,才能促进其真正融入城镇。而且,农民工入户,意味着与农村生活方式、生产条件等的割离,必须给农民工一个认识、接受和适应的过程,体现综合配套、循序渐进的思路。从政策推动方面来看,目前在城镇的农民工情况千差万别,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能力差异也很大,显然难以采取一刀切、齐步走的政策。多地改革的先易后难、分步实施,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但是,目前国内各地推行的户籍改革,都缺乏顶层设计,都是在中央未作明确、统一部署的情况下,自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各地“破冰”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需要突破或规避现行的有关规定。没有政策支持的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如果在土地、计生、社保等政策上无法突破,无法争取各级财政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资金,那么,要是全部放开在本地落户,不但土地、计生、社保等政策无法完全衔接,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投入更是难以承受。这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是直接造成各地左右为难的主要问题。

三、国外农民工市民化的探索与比较

农民工市民化虽然是中国特色的命题。但在全球范围内,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市民的权利与福利,却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本次研究也对英美发达国家、印度巴西发展中国家以及金砖国家南非对农民工市民化做了比较分析。

(一)英国美国的农民市民化与对新移民的社会保障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农民非农化,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13世纪,英国贵族地主使用暴力手段圈占公共土地和农民耕地,大批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离开,从此开启了英国农民长达7个世纪的市民化进程。英国农民市民化有两个途径,一是在本国实现农民向城市转移,二是流向殖民地国家,实现非农化。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农民非农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从产业部门看,英国最初是工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后来转为第三产业吸纳。从城市化方式看,英美两国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都走了一条发展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

发达国家整体上经过了100多年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在移民融入问题上对策完善,包括硬件方面的住房需要与软件方面的身份认同等。以住房为例,大致来看,这两个发达国家对于新移民的住房政策,都经历了从政府清理贫民窟到建立大规模公租房,再通过金融创新或财政政策削减已建立的社会福利,而无论是低息贷款购房还是提供补贴租房,中央政府依法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都能从制度上保证移民人群的基本需求。

(二)巴西印度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贫民窟政策

印度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工业化对印度劳动力就业结构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巴西和印度,都存在人口总量增长过快、产业吸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都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巴西印度都较早经历了贫民窟,也经历了贫民窟带来的阵痛。巴西政府常年漠视甚至随意驱逐贫民区的居民,但1970年后特别是1980年初,政府开始努力将贫民区规范的纳入到城市有机体中。而印度的情况略有区别,独立之初政府的理念也是清除贫民窟并驱逐居住者。但1970年代后,特别是1980年代,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贫民窟力量逐步壮大,加之选票的推动作用,使得一个由世界银行资助的“贫民窟升级”项目开始实施,主要是通过建造卫生设施、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来升级改造原来的贫民窟,改变其贫困破败的形象,将其自然而然地融入到现代城市社区之中。总的看,贫民窟现象的本质是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但并未真正融入城市,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由此造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

(三)南非的黑人劳工制度

南非的黑人劳工制度经历了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三个阶段。流动工人制度是种族隔离时代的一种排斥性制度安排,流动工人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仅仅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非移居者,等到年老体弱时就回乡自生自灭。因此,这种“低人权”状态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便戏剧性地成为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利条件。作为低人权的制度性保障,南非的二元土地制度将土地管制当作“原始积累”的手段,进行强制性的圈地运动与卖地财政,在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英国传统,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上的私有地权制度,对黑人却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这样既能以部落身份束缚黑人,又能在需要时随意廉价征地。公民权益缺失、二元身份制度、二元土地制度这三点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使得原本毫无绝对竞争优势的南非因为极低的“交易费用”受到全世界投资商的青睐,依靠国家二元身份体制造成的“低人权比较优势”创造了高增长的“奇迹”。

四、积分制是新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探索

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直接造成多地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瞻前顾后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对于单个的区域性城市来说,在试图解决所有农民工进城并不现实的情况下,推动“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可能成为最合适的选择。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从2007年开始,位于广东省珠三角的Z市将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资源与户口脱钩,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农民工市民化思路:积分制管理。

(一)积分制管理概况

积分制管理是“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探索。积分制在制度层面打破了长期以来城市户口的准入标准以及以户口为标准来决定能否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体制壁垒,同时又能够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依据地方政府财力可控可放,尊重历史和现实,可以说是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上的新探索。

自积分制全面实施以来,Z市三年内共有37500人次提出积分入学入户申请。其中,共有11954人次申请积分入户,申请成功率59.94%;共有25546人次申请积分入学,入学申请成功率65.8%。随着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积分制也首次将住房保障纳入积分权益范围,公开向流动人员提供社会保障住房房源。

(二)积分制实施绩效

从积分制实施三年之内的绩效来看,流动人员参与踊跃,积分项目较为分散,社保、劳动合同、居住年限得分率较高,积分制管理对流动人员的规范作用逐渐呈现。然而,在积分制的实践中,却意外地发现,无论是积分入学还是入户,每年都存在指标空余,但是空余指标占在的比例在逐年缩小。而且,农民工还“挑肥拣瘦”,指标空余存在结构上的失衡。

可以看到,制度的设计与制度的实际运作及实践效果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农民工群体对积分制的态度也随着他们对制度观察与适应而不断调整,其对于积分制带给自身的利益比较权衡会越来越趋向理性。积分制度所能取得的实际效果,是一个充满策略性的互动过程的产物。

(三)积分制的好处

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多元化,但子女教育问题是目前农民工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最核心的需求。如何在有限的公办教育资源条件下实现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机会享受公办教育待遇,是积分制管理本身尝试需要解决的,也是体现积分制带给农民工“好处”的表现。一方面,积分制促使各镇区积极挖掘公办教育资源,提供更多的学位;同时,实现了公共资源的公开化,增强了透明度,吸引农民工参与。另一方面,积分制极大地降低了流动人员子女入学成本。然而,受Z市教育资源短缺制约,积分制所能提供的入学机会也仅仅限于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通过积分制释放出来的教育公共产品供给是有限度的,这是积分制存在的主要制度瓶颈之一。

(四)积分制的代价

积分制其实是一种利益均衡机制。对农民工而言,他们会权衡比较积分制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与付出的成本。如果好处大于成本,他们会去尝试并付诸行动;如果相反,或者成本与好处相当,那么他们就会选择观望。一方面,积分制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存在差异,以入学和入户为主的积分制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积分制本身可获得性也在不断增加,农民工成功享受公共服务的途径不再具有唯一性。

五、农民工市民化的隐性制度

积分制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正式的制度空间与平台。这提示了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顶层设计缺席的情况下,面对各种约束(如户籍和土地制度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等),通过自身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开启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探索。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若干隐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非正式制度)也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其中,农民工所遭遇“区隔”和“适应”是不可忽视的两种非正式制度体验。

“区隔”侧重异地来打工的农民工与本地人的关系,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体验中遭遇了何种区隔,他们面临着怎样的融入困境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困境。“区隔”主要体现在以居住形态的物理区隔和身份标签的区隔。“适应”更关注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变迁——从村庄走入城市——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作为农村土地股权制度改革的结果,农村股份合作制导致“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村庄利益以“家庭”为单位严格固化下来,这个时候,连家庭内部成员变化都无法引起利益格局变动,更遑论没有任何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外来人口。

市民化,并不仅仅是户籍身份的改变,更意味着完全区别于以往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意识形态的新的行为模式和观念,职业、消费、社交、空间等等,全方面地投射到农民工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逻辑里面。也是从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方面,能够发现农民工在参与城市适应与融入过程中的距离。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农民工群体差异化的成长背景、来源地以及工种差别,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织中,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有可能发展出自身独特的身份及认同演化逻辑的,农民工市民化并不必然是一个简单化的完全趋同的过程。

六、思考与建议

(一)以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在珠三角地区率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突破。

完善积分制最重要的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解决好了,积分制面临的体制困境就会少得多,就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一是要分项分步在制度层面将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覆盖范围。在第一阶段,实现常住人口公共教育、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第二阶段,实现常住人口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障一体化;第三阶段实现常住人口养老保障一体化。

二是要重点解决最低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和公共教育等农民工需求最迫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优先解决非户籍常住人口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把非户籍常住人口中的低收入者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要加快完善非户籍常住人口就业保障体系。构建非户籍常住人口技能培训普惠制度。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向非户籍常住人口延伸的政策。合理确定非户籍常住人口就业、失业标准。确保非户籍常住人口的相关劳动权利。要重点破解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充分发挥居住地政府和公办学校的主力作用。对接收非户籍常住人口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应足额拨付公用经费,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保障公用经费和办学条件。要建立健全非户籍常住人口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坚持以预防为主,建立涵盖非户籍常住人口在内的全民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点保障非户籍常住人口集中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

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公共交通、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生态与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珠三角地区要通过推进资源共享、制度对接、待遇互认、范围和要素趋同、流转顺畅、差距缩小和指挥协调,实现各市内部城乡、县(区)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基础设施的共享和保障标准的一致,同时,全面推进各市间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机制的对接,在珠三角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最小范围、最低标准、基础设施、供给体制和保障机制全面实现一体化。

(二)就积分制本身而言,要将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纳入积分制服务管理范畴,拓展积分制负载公共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要优化积分入户机制。不断优化积分项目,降低积分门槛,创新积分排位,扩大覆盖人群,并根据城市承载力和入户申请人员素质等因素,合理确定每年城市积分入户规模。初次积分入户排位充分体现公平主导的均衡性政策,二次积分入户排位着重突出效率主导的发展性政策。要拓展入学公共服务。扩大免费义务教育范围。加大市镇两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逐步将免费义务教育补助范围从户籍和符合各镇区免费条件的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扩大到在全市普通中小学(包括民办学校)就读的并且父母已纳入积分服务管理的学生。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积分制服务内容,逐步将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纳入积分制管理,建立涵盖入户待遇、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区服务、计划生育、卫生保健等内容的积分指标体系,稳步推进异地务工人员根据积分分段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要拓展社会保障覆盖面。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异地务工人员在读子女纳入城乡居民住院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享受与户籍学生相同的财政补助。鼓励异地务工人员自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实现同缴费、同待遇。要扩大住房保障受惠面。通过逐步增加积分制保障房房源、探索对自行租房给予适当货币补贴等各种途径,让更多符合积分条件且遇到实际困难的异地务工人员享受住房保障优惠。鼓励产业园区建设异地务工人员公寓或在园区周边统一租赁住房供异地务工人员居住,切实解决异地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市镇两级加大财政投入,对纳入积分制服务管理的异地务工人员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针对在我市长大的异地务工人员下一代,通过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谋生技能,减少因无业或失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要延伸救济保障服务。探索将临时困难救助等户籍人口享受的部分民政保障待遇,逐步向参与积分制服务管理且符合临时困难救助条件的异地务工人员延伸。加大对异地务工人员的司法救济力度,确保经济上有困难的异地务工人员能得到及时的司法援助。

(三)建议中央尽快出台统筹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规划。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更需要从中央层面统筹,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如积分制背后所涉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亟需全国统筹,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城乡关系的调整,涉及到流入地、流出地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方面,与中央地方财税改革关系重大。在多个地区实践的基础上,应当从中央层面统筹农民工市民化的顶层设计,由此解决地方层面面临的深层次制度难题。从对Z市“积分制”实践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方向:必须全盘考虑农民工退出农业(主要是退出土地)、进入城市(主要是指职业、定居方面)、融入城市(主要指身份转变、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等)各个环节相联系的总体制度设计。当前农民工市民化面临最现实、最重要的问题固然是户籍意义上的政策口径问题:放还是不放?同时,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时,也不应只关注户籍制度的改革,而应关注农民工退出农业、进入城市、融入城市各个环节的制度设计。

由于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新的农民工市民化改革方案的提出和方案的评估、选择,可能会因认知方面的原因而需要很长的时间。再者,各个过程的转换和衔接单纯靠民间力量和地方政府与组织,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为了缩短时间间隔,需要政府加强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顶层设计,尽快推动各个过程的转换和衔接。

(四)高度重视社区建设,进一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要引导流动人口参与社会自治。为农民工参与地方政治社会生活开辟制度化渠道, 逐步开展引导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增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要把流动人口纳入社区管理,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要建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往的支持网络体系,要将社区融合中的主体全部纳入支持网络体系,创造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的和谐氛围。以社区为平台,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双方的再社会化和心态的转变,创造促进融合的条件和氛围,提高社区聚合力。要探索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建设,可以引导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一批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如:如农民工协会、农民工同乡会、农民工行业协会、农民工兴趣协会等,政府在政策、资金上应加大扶持力度,并引导其健康发展,并为这些社会组织搭建交流的平台。

要以语言为抓手构建多元文化融合模式。从世界各国移民融入的经验看,多元文化融合模式被更多国家采用。对Z市而言,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同属一个民族,并不存在非常严重的文化冲突问题。从调研来看,语言认同是最重要的文化融合表现形式,不少外地流动人口都表示,语言不通是他们与本地居民沟通的最大障碍。此外,Z市本地媒体的新闻主要以粤语为主,也使得流动人口非常不适应,这是导致他们很少关注本地电视新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应倡导新闻公共平台使用普通话和粤语两种语言。对政府而言,要利用公共媒体,大力宣传流动人口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消除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偏见,营造一种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良好氛围,让他们切身感受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只有这样,流动人口才能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生活。

要重视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政府、各类企事业用工单位、社区和社会组织要切实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维护他们的尊严,关注流动人口的心理状况,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关注他们的情绪表现,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关心他们的社会交往,关心他们的婚恋和职业发展,注意与他们沟通交流,注意对他们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引导,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加强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防止出现偏激心理和行为。

作者简介:

丁凯,男,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书记。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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