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日报：新生代农民工的梦与惑

漫画/黄珂展

　　随着“四化融合、智慧佛山”政策进一步深化，佛山产业升级继续深入推进。其中，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原生态的生存状况，尤为引人关注。

　　12月6日至10日，一连5天，本报记者随同团市委书记陈新文，来到南海里水一工厂体验生活。在工厂，陈新文和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在车间干着体力活；晚上走进宿舍，和青年员工谈心，并多次拜会企业老板、党组织、工会、共青团负责人，为改善企业用工环境、促进青年职工人文关怀奔走呼吁。

　　与父辈相比，这些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何不同？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诉求与困惑？据统计，目前，在广东省2600万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达到了1400多万人。对于这支庞大的、不可忽视的新生群体，如何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情感，如何实现他们的权利和梦想，又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大潮中找到他们的未来，亦成为当下的一个重要命题。

　　文/本报记者庞文彬 通讯员谢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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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花销是手机和上网

　　看服饰，他们和同龄的城市青年，没有太大差异：牛仔裤，写着外文的T恤衫，间或穿着从广州淘来的“靓装”，“招摇”走在厂道或者宿舍区间……

　　在南海里水一工业园区，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来自清远的阿辉，今年20岁。与很多年轻的农民工一样，他怀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来到佛山，来到企业。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找份工作，能挣钱养活自己。” 摆弄着手上的空调管件，阿辉淡淡说道，在外打工和自己想象的，还是有点出入，“这里已算人性化管理，以往在一些私企，要跟上流水线的速度，稍有赶不上，物料堆积在后，不要说线长瞪着你，自己也不安生。”

　　起初由于操作不熟练，阿辉没少因此拖累工段，心情郁闷的他，曾试过坐在宿舍栏杆上发呆。

　　让阿辉不适应的，还有单调而紧张的日程，“在工厂，一切都是有规有矩，做事不能快不能慢，要听候厂方指示，起床、上班、睡觉，都有一个编排好的时间表。”

　　而这几天，阿辉的工友——重庆女孩李静，正和父母怄气。原因是上个月她的手机费用了300余元。父母说她乱花钱，李静不以为然：“父母这省那省，还不是在打工，手机都舍不得用，我才不会学他们。”

　　其实，李静也仅是普通的线段工人，每月工资一千七八百元。

　　和李静一样，阿辉每月最大的花销，也是手机费和上网费，他住着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尽管居住条件说不上很好，但省下的房租，对于一个月收入只有千余元的打工者而言，仍然是一笔不小节省，“物价这么高，出去吃饭能免则免。”

　　工作之余，他开始想家、想念朋友，但又不愿意就这样回去，“我还年轻，想长点见识。”他喜欢上网，在手机上看小说，然而，因为上班较忙，刨去睡觉休息的时间，每天剩余充电的机会，已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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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揣希望 脚踏实地

　　“眼高收低”、“要求过高”……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普遍对刚出校园学生初期的职业期望，贴上这样的“标签”。然而，记者在工厂的五天时间，尽管不乏这样情况，但在他们中间，怀揣希望，脚踏实地者，仍不在少数。

　　“我们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现在大学生还是经常要干苦活、累活。”25岁的荣兵深谙此道，尽管一开始从校园毕业，来到工厂，他仍有些许不适应。

　　但随着工厂提供的储备干部培训，他从最基层、最体力的岗位做起，如今，已是一名线长。谈及将来发展，他并未隐讳心中愿望，“希望能凭借自己实力，在工厂得到进一步提升。”

　　21岁的咏聪，同样是大专毕业，尽管入职时间不长，作为工厂新生一代的基层管理者，也对未来充满憧憬。他告诉记者，他周边很多工友都坚信，“通过自己努力，明天定会更好。”

　　生产中心一位负责人坦陈，无论是咏聪，还是荣兵，作为正在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基层管理者，在工厂运作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只要他们用心踏实，厂方都愿意为其提供发展机会。”

　　然而在该企业，还有着这样一群农民工。

　　“我很羡慕这些开店的人，喜欢和他们聊天，他们有勇气，有眼光，也有资本。”年近30岁的老李，如今仍是线段上一名普通工人，没有怨天尤人，仍在踏实工作，只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每当休息时，老李就会到跑到宿舍园区附近的商店、街市转悠，他笑言“关注一切挣钱的门路和信息。”逐渐，老李已和这些小老板成为知己朋友。

　　如今，他的想法已愈加坚定：“再干几年，多挣些钱，也出来做点生意，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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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像咏聪那样幸运。

　　在该工业园区，宽阔的道路，拥挤的车辆行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铁门紧闭的工厂，构成了一幅打工城市的场景。

　　20岁的亚健说，大部分工厂每个月都会加班，尽管时间不长，但打工者还是普遍反映“有点累”。在她看来，除了身体上的劳累，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疲乏”，一种由农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环境，现实与理想落差过大，心灵难以承受的累。

　　也许，21岁来自四川的存虎，能真实理解这番话。

　　仅有中专学历的他，在工厂已经待了4年多，看不到前景，也唏嘘时光虚度。于是，他萌生了退意，“感觉没什么意思了，来去都是一样的活。”

　　一般情况下，他每月可以按时领到近2000元的工资，这令待在老家的乡亲们感觉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想到繁重的工作和城里的物价，存虎始终觉得“这点钱在佛山真不算啥。”

　　但是，与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出大力流大汗”，偶尔还会遭遇工资拖欠的哥们相比，存虎觉得自己运气还是不错的。当然，他清楚知道，也许自己的学历，又或者平时的工作态度，制约了他在这家工厂的发展。

　　“打算过年回家，就不出来了。”言语间，存虎稚气的脸上，堆起与其年龄并不匹配的沉重。提起未来，期待和迷惘，在他的眼里交织。

　　存虎的退出，也许不是特例。

　　但记者随机采访数十位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超过七成的人表示，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希望能够留在城市生活。尽管很多人，在这样表述时，信心并不充足。

　　而与存虎年龄相仿的员工，在工厂里，便超过了3000人。

团市委：走入基层 了解他们

对策 　　其实，像存虎这样的员工，缺乏的不是想法，而是一双愿意聆听的耳朵。于是，怎样真正走入基层，了解这些农民工的真实想法，成为破解当前难题的重中之重。 　　前日，全市共青团系统响应上级号召，举行“两进三同”工作推进会，其中很重要一点便是：要求机关团干走进基层、走进青年，并与基层青年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 　　活动规定，每名团干部在体验生活过程中，要通过访谈、座谈等方式，耐心倾听青年心声，了解青年诉求，同时要交心地向青年宣传法律法规和团务知识。 　　此番团市委书记陈新文深入企业，就是在努力推动共青团干部的作风转变，和共青团工作的务实创新。 　　在他看来，目前共青团存在机关化、行政化，团组织悬在空中、团工作浮在表面等不良作风，“我们很多团干部，都是从家门进校门，从校门进衙门，他们缺乏对基层情况的了解，脱离青年群众，高高在上。我们的企业团组织，也只注重开展文体活动和娱乐晚会，缺乏对青年实际思想和真实诉求的关注和了解。很多基层青年职工，根本不知道团组织在哪，更说不出谁是团支部书记。” 　　于是，此次“两进三同”的目的，很重要一环，便是打破团组织与青年职工之间的隔阂，推动团干部走到青年中去，通过自己的诚心、努力和服务，赢得青年的认同，及时发现青年职工在生活、工作、情感上的问题，商讨可行的解决方案。 　　通过在企业五天的工作体验，陈新文一再强调，企业基层团组织要想得到青年职工的认同和拥护，首先就必须把支部建立在生产线上，要让一线的青年管理者来担任团支部书记，充分发挥他们密切联系青年职工的优势，把团组织组织、引导、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合法权益工作，做到青年职工身边、心上。 　　他认为，只有让团组织在企业最基层落地生根，才能让团组织及时、便捷地了解职工情感、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动态，以便及时介入，为青年提供有效、高效、特色的服务。 　　对此，广东社科院专家梁桂全教授也深感认同。其中他便建议，企业要搭建一个多元化服务务工人员的利益表达平台。其中，共青团工作是重点之一。

难以融入城市生活

析因 　　“新生代农民工”来得如此之快，群体如此庞大，让广东省人才研究所所长袁兆亿为之关注。 　　他坦陈，目前佛山大部分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城市处在隔离状态，认同心态上和城市居民存在一定的障碍。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处于一种令人担忧的不确定状态，值得社会重视。 　　他并不否认，多数时候，学术界或者媒体，根据自己想法去概括这些群体，如“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然而，这些80后、90后的实际工资率、工作时间长度、情感、消费和住房等方面，和老一代农民工，并没有天壤之别。 　　袁兆亿始终认为，究竟是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还是漠视这一庞大群体的上升愿望，制造新的阶层隔离和对立，都取决于政府部门以及用人单位的工作。 　　诚如该企业生产中心一位负责人所言，相对于父辈，这些孩子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严，更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选择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赚钱的机器。 　　其实，就在今年8月，本报主办了关爱大学生系类调研活动。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报告显示，74%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创业当老板的打 算。和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已从单纯的改善生活，转变为体验生活，追求梦想。 　　同时，高达8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不愿意回家务农。此外，5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完全没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意味着，不是愿不愿意留在城市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回不去了。 　　因此，无论是阿辉，还是荣兵、老李，尽管彼此想法各异，但在这位负责人看来，这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毕竟他们都是依靠自身努力 ，打拼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对于存虎这样漂移不定的心态，他也表示理解，“很多80后、90后尽管很有主见，但从众心理很浓，工作对其而言也许只是副业，很多时候要的只是能否扎堆，够不够好玩。” 　　梁桂全坦陈，正是这种不够成熟的心理，导致青年农民工在遭遇问题或者困难时，心理波动明显，加剧了“不确定”因素。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数据显示，近50%的受访者，一至两年便更换工作，而他们换工作的理由则是多样，或嫌工资低、或环境不好、或老板没人情味等，有的则是“不满意就辞工”。         专家：要让他们有归属感     　　“新生代农民工除户籍外，其他特点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广东社科院专家梁桂全教授说，“他们大多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入工厂，与父辈相比，忍耐力仍然欠缺。” 　　而且，他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价值选择也大相径庭：不要高薪，但要“尊重”；崇尚个性、追求自我；观念开放，追求真爱；关心个人发展空间，盼望政府关心就业及培训，提高自身素质…… 　　梁桂全认为，这些足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上一代农民工的过客心态，已完全不同。他随后表示，相关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希望能留在城市。他们渴望得到他人尊重，并希望被认为是城市一分子。 　　但他并不否认，由于这些群体怕被歧视，他们已产生了朦胧的阶级意识，并由此导致了他们在利益诉求、自身发展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 　　因此，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承认与尊重的要求，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一些极端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此他建议，企业除完善工会组织外，团组织也应进驻工厂，把青年工人吸纳到团的组织中来，组织青年工人参加团的活动，使他们产生归属感，当遇到各种问题时，也能有一个倾诉和表达的平台。

摘自佛山日报201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