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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农村青年的社会参与研究

文章所在栏目:研究调查 点击数:5129 更新时间:2016-9-18 11: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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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农村青年的社会参与研究

——以广东省G市D区为例

 

                                                                (本文发表于《青年探索》2016年第4期)

 

摘要:

在城乡转型的语境下,当代发达地区农村青年(即“农二代”)在各项变革中社会参与呈现出意愿积极,但行动滞后的特征。这是文化总体提升、生活方式城镇化和旧有宗族结构延续对当代农村青年的叠加作用。作为城镇化变迁影响最大,且肩负变革责任的群体,他们的社会参与对今后城乡社会治理发展有显著影响。因此应当加强对其思想引导,培养政治参与能力,培育意见领袖,畅通农村青年表达渠道,达成重构基层的目的。

关键词:

    农二代 城镇化 社会参与

 

 

    每一代人的成长路径均与社会结构结构相互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语境下,原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通过招商引资,建起高楼和工厂,在迅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改变面貌。而居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由世世代代的农民后代转变为“农二代”,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代际更迭,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全新突破:一方面在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下成长,他们的人生轨迹更多地被赋予了“城”的色彩,工作、生活的节奏早已和“农”字完全脱节;另一方面,与成千上万外地乃至外省来此务工的青年有所区别的是,这种城镇化是一个“就地”和“内生”的结果。改变的不仅仅是青年本人。其所依存的的家庭结构、人际网络也在变迁之列。隐藏在“农二代”内心深处的乡土观念、乡村情谊与城市现代观念在彼此杂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行动逻辑,和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选择。

    同时,由于独特的时空特性,与单纯的城镇或农村青年相比,这个群体无疑有着更加复杂的利益关联:一方面,“农二代”脱胎于农村,拥有着城镇青年群体难以企及的各项福利,如宅基地、股份分红、计划生育和社会保险等等。作为原住居民,他们社会参与的态度与能力,对当地新型城镇社区的产生及发展将有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是被“卷入”城镇化进程的群体,演化轨迹对于居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各类地区来说,具有参考借鉴的意义。

    因此,本文想在此讨论的是:在“城”与“乡”两种综合性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农二代”的社会参与是否有着独特的模式与规律?隐藏在这种规模和模式之后的深层次社会经济因素有哪些?这些规律对于今后农村社区的转型有哪些深远影响。

为了了解上述诸问题,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组成调研团队,2014年在广东省G市D区开展专项调查研究。

本次问卷调查的抽样的对象界定为15-29岁的当地农村户籍青年。调研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根据工作方便,在该区7个镇一级的行政区划中,随机抽取了4个作为第一层抽样单位。将这4个镇按照次序排列,用随机数抽取16个村作为第二层抽样单位。按照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各村符合年龄要求农村户籍人数总量,调研组确定各个村的样本数,并随机抽取填答名单。如遇受访对象不能面答,则采用电话访问方式补齐。此次调研中,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490份,回收率达98%。其中男性为47.5%,女性为52.5%,平均年龄为27岁。在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为7.9%,共青团员为33.2%,群众为58.9%。此外,调研组还开展7场座谈会,深入访谈70多名各行各业的农村青年。

    一、基本理论梳理和本文研究框架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科学界对社会参与和社会运动的关注与研究风起云涌,其中影响力较大的理论流派有以下几种:心理分析的视角。“挫折-攻击理论”将集体行为归因为人群受到某种挫折。斯科特提出农民的“日常抵抗”概念,认为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受到侵害,而非贫困本身是引起农民反抗的原因;关系网络的视角。蒂利的资源动员理论强调关系网络是促进动员的关键因素;社会文化的视角。麦克亚当认为歌曲、标志等文化因素在促成群体性心理中起到关键作用;演化过程的视角。塔罗提出“抗议循环周期”理论,利用政治过程来说明集体行动的循环模型。这些既有的理论,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到中观的群体网络,再到微观的个人心理的各个层面,用共同的社会心理、关系网络和仪式化等不同因素来解释一个群体社会参与得以形成的可能,阐述了集体行动所产生与发展的逻辑,为我们观察“农二代”的心理和行为提供了参考的角度。

本文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调查所在地的实际情况,着重剖析在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区的过程当中,原有的乡土意识和宗族生活模式对“农二代”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以及分析对他们参与集体行为上的阻力和拉力,提出推动在社会参与,维护社会稳定上的建议。

    二、青年社会参与环境、意愿及行为分析

    (一)社会环境

    人群的社会参与意愿增减,和集体行动形式的变迁,与其所处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宏观环境密不可分。一项针对青年农民的研究显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他们的价值体系明显趋于功利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了对社区事务的关心,对手段性、工具性的参与也比较冷淡。如22.5%的青年认为人大代表选举“只是一个过程,形式主义味道较浓。”事实上,在现实的观察中,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复杂且变化剧烈的“城乡”两个社会与社区的拉扯,对该人群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在“乡”的因素上,由于脱胎于整个村庄的城镇化进程,“农二代”本身仍生存在一个宗族意识浓厚,大家庭色彩显著的环境中。数据表明,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占71.3%,自己拥有住房产权的仅占13.6%;在“城”的因素上,原子化、个人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初现端倪。61.0%的“农二代”将近亲列为交往频率第一的群体,25.7%将同事作为交往频率的第一群体;在交往频率的第二群体中,比例最高的为同事,占44.5%。其次是亲戚,为21.9%。师生和同村人分别占13.7%和13.5%。

    这样的居住形态及交往模式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为正在成长中的青年群体,他们的许多事务并不能自行做主。在实际中也可以观察到,如果家庭中出现了需要解决的大事,46.0%的家庭由父母决定,34.4%的事务由大家协商决定,8.5%由配偶决定,只有9.9%由本人决定。在这其中,性别因素在话语权上仍有相当的决定性。受访的青年认为做出决策的时候,男性人口有“话事权”的为13.3%,女性为6.0%。

    (二)参与意愿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青年农民的政治参与还不能适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其原因一是尚未意识到民主的切身攸关,二是对法规了解肤浅。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农村“老人治理”的传统模式做出一定解释。但在某些地方,实际上农村青年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知识结构不断丰富。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要研究为何农村青年的社会参与意愿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作为发达地区的“农二代”,G市D区的青年明显具有更高的社会参与热情。数据显示,71.8%愿意对村里的事务发表建议,68.4%愿意组织青年开展活动,68.8%愿意参加村里的会议,48.3%愿意担任村居管理人员。75.5%的受访者愿意在村居负责人的选举中投票。而这种倾向在学历和性别中,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我们居住的地方也越来越好。不想永远都在农村,农村都是破破烂烂的,我也不想这样。

——DMK 某企业员工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社区事务的参与意愿强烈;另一方面,对于正在融合中的社区,他们也秉持着一种相对抗拒的态度。如59.0%的“农二代”不愿意外来人口参与村居选举,65.0%的“农二代”不愿意外来人口成为村居负责人。如果说外来人口参与村居选举或担任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有乡村治理格局的“入侵”,那么尚有17.3%的“农二代”不愿接受外来人口参与村居组织的活动,则足以说明作为发达地区的“农二代”,G市D区青年对外部更新的一种不自觉的排斥。

    (三)行为分析

    虽然从意愿上来看,D区的“农二代”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热情相对较高,也能认识其中的重要性作用,但是具体到参与行为实践上,却显示出另外一种事实。无论是选举被选举等日常的制度化政治行为,或者是上访游行、集会示威等非制度化政治行为,“农二代”群体均呈现出较低层次的参与率。有受访者提到,在高中年满18岁时有投票权,还在准备高考,选举投票一般由监护人代劳。而外出求学或者工作之后,即便家里会通知,青年也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具体的投票行为还是由家长代劳。

 

像村子里选举,分红钱的到帐情况,都是掌握在父母手里面,大多由父母决定。(我们)都读书,不管那些事情的。平时选举期间,也要上班,对于村居政务参与度还是比较低的。

——DYH 街道聘用制工作人员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大概什么时候要选举,但是真正投票,包括我个人,一般都是在家里面,选谁?我不知道!有哪些候选人,我也不知道。可能选出来才知道他是村长,他是生产队队长。”

——DCJ 在读大学生

 

另外,在D区农村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每当村两委或者经济联社负责人的选举活动期间,动员的对象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家中年长的父辈掌握全家人的选票,因此成为拉票的目标。有的“农二代”基本没有过手选票,都是“父母代投”。而“农二代”,要么从高中毕业开始离家求学就业,在工作生活圈层的角度与原有的宗族关系几近脱离;要么由于越来越窄的社交范围和原子化、核心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参与竞选的候选人并不熟悉,也缺乏一同工作与生活的基础。对于哪位候选人成功当选,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太多所谓。

 

以前的农村给我的感觉,就父辈那一代是整村人都认识,那我们现在就村里面的圈子是越来越窄了。 因为以前他们是经常一起工作,一起劳作。现在的话,都是读书,读完小学、初中,有的小学已经是去到城市或者比较远,环境好一点的学习去读书,到了大学就更少在回到村里,他跟村里的人的感情肯定是越来越淡了,因为他的关系圈都不在那里。

 

——CHM 某镇经促局工作人员

 

    即便在一些“农二代”成年参加工作之后,大多数家庭话语权分配为:对于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仍是以父辈为主导,来处理村里所谓“家事”;而子女则应对工作上的“公事”。他们能针对家庭事务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一般拿定主意的也会是一家之主。“会跟你说你去投票之类的。但是我了解到的情况,青年这块可能会给出自己的意见,但一般也是家里面带头。”

    在上访等非常规性社会参与上,D区的“农二代”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推断的,80后、90后成为参与活动的重要成员,甚至是组织者、发起者。在关涉到征地拆迁、股份分红等等利益冲突上,还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拥有绝对主导地位。但由于青年的经济利益渐渐独立,他们也开始参与到信访中,但起到的仍是辅助性作用。

 

现在其实信访的人还是以长者为主,就比较上年纪的。但是有一点苗头,就是说年轻人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信访里面,也存在有年轻人。

——HYT 某街道信访办工作人员

其实信访方面,主要是股权争议比较多,像早期98年前,就出生的小孩必须随母入户,母亲是非农的话,那她自然非农户口,就导致这帮人的股权争议。还有大学生早期(户籍)一定要迁到学校,迁回来的时候,以前有一个政策,就一年内必须迁回原籍,可以非转农,但是有些村居的话,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政策贴上去,导致那些人没有转回农业,这帮人也没有股份。

——LXB 社区工作人员

 

    三、社会冲突与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是一种较为极端的社会参与形式。与正常渠道的参与相比,通常伴随着混乱无序,也是各阶层执政者所竭力避免的。但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冲突矛盾多元,集体行动多发,成为不得不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访谈和对近年几起集体行动的分析,可以发现“半城半乡”的“农二代”青年的集体行动通常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行动类型

    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农二代”所参与的集体行为也越来越趋向于理性的方向发展。首先,大多数集体行动是建立在自身权益的维护基础上,这种行动方式既不是简单的暴力行动,“不是以哄抢财物、破坏秩序、伤害人身为直接目的的刑事犯罪,而是带有某种合理性的行动渊源或背景。”又很难看出情绪的宣泄,形成某些学者所称的“气场”或者情感驱动;其次,在“农二代”的参与下,D区“械斗”、“闹访”、“堵路”等传统的农村集体行动方式已基本没什么市场,取而代之的游走于合法边缘的群体性上访等等。虽然场面大、参与人数多,但基本可控;再次,“农二代”反抗的不是各项农村制度、政策的本身,不存在塔德罗所谓对制度的“破坏性”。相反,他们对中央和省一级的农村政策高度认同,某些惠民政策也成为它们抗争的工具。而他们的具体矛头则指向并没有很好的贯彻该项政策的基层政府。于是“XX违背中央政策”、“请省委查处XXX违法行为”等成为较常见的口号。

    (二)行动动因

    农村基层问题非常复杂,矛盾冲突大多涉及土地、分红等现实性利益问题。如我们观察到的发生于近期的一个集体行动,根源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股权争议。“早期98年前,出生的小孩必须随母入户,母亲是非农的话,下一代自然成为非农户口,就导致这帮人的股权争议。他们上访了许多年。”该区主要负责人曾经在媒体上表示,“外嫁女”问题占每年上访数量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这些集体行动,更多的是对预期获得利益差异造成的心理失落,也称之为“相对剥夺”。由此可见,在大多情况下,D区“农二代”所卷入的集体行动,缘由并不是基于绝对贫困或者物质的剥夺。类似于分红和宅基地建房的收入仅占大多数人每年总收入的20%以下。

    故许多受访者表示,鲜少有人因为分红和房租而放弃工作,由此所形成的集体行动,烈度都不会太大。“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时间不完全是不满情绪的发泄,它也具有某种基于弥补利益失衡的防御性,相对容易控制,比较可能通过谈判和协商方式来解决问题。”

    四、讨论

    (一)农村宗族观念不利于农村青年的社会参与    如上文所讨论的,D区“农二代”青年在长期延续下来的宗族社群与观念的影响下,缺乏社会参与机会。而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工作生活半径进一步扩大。农村社区对其而言,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小区。根据数据显示,70.8%的“农二代”住在村里,但同时79.8%在本村之外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延续的原因,他们拥有农村宅基地的分配权和股份分红。在城乡进一步融合,外来人口逐渐转化为居民的当下,“农二代”凭借制度优势成为城市中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群体。

    然而,传统宗族家庭结构域运行模式,并没有给予这部分人群一个充分的社会参与训练,加之缺乏共同的社区观念。他们掌握的资源与分配的权力实际上并不对等,很有可能导致以后在城镇中延续的“特殊利益群体”的走向的尚不确定。如访谈中青年群体所阐述的:“(我们不清楚选举出来的)那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特别是读书,又到了投票年龄的,我们这边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所谓的农村就要解体,我们这一代已经是不感兴趣了,我们下一代就更加没有归属感。”

    (二)在传统类型的集体行动中的青年新角色

    D区“农二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50.4%,高中及以下学历占49.6%,与过去相比,文化程度整体上大幅提升。在大专以上学历青年中,男性占62.7%,明显高于女性的37.3%。他们的学历结构在优化,对集体行动的化解与引导也是一个有利因素。我们应当注重维护“农二代”在农村传统事务上的话语权,提升参与意识,使农村的社会参与在青年角色的介入下,能朝着更良性的方向发展:一是作为主导者的青年。他们掌握大量的法律专业知识,也清楚如何去按照法定路径去表达诉求,能将集体行动控制在一定的烈度之内;二是作为参与者的青年。对于社交新媒体应用得心应手,他们能通过是媒介建构一种新的集体认同感,从而重构社区意识;这两种角色,前者能保障集体行动发展的路径,后者能加强社会有机团结,二者缺一不可。应当避免的是作为旁观者的青年群体的形成。由于对社会事务缺乏主动性,也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利害攸关“觉得还是自己不是很感兴趣,而且选举这个事情跟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一类的角色可能成为“农二代”社会参与和集体行动的常态。“每一个人都想获取一个公共物品,但每个人都不想因此付出代价,造成搭便车困境”,从而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三)基于农村现实的“农二代”社会参与训练可能性

    在新的城镇社区不断形成过程中,旧有权威占据主导地位,但老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新的意见领袖尚未形成。大部分“农二代”虽然了解相关公共事务的切身利益,但不明白候选人、规程等相关流程。因此,在社会的急剧变动下,可能主导治理的“新生力量”面对纷繁复杂的集体经济与社会事务毫无经验,具有较大的风险。如前所述,他们对外来人员参与管理抱持强烈的抗拒意识,很大程度也堵上了该路径实现的可能。

    因此,有必要对“农二代”,以举办培训班、宣讲等形式进行知识普及。要保障他们行使权力,确保这一新型城镇的“特殊利益群体”能得到平稳过渡。此外,情感的存在是维系利益的纽带,因而是影响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也应当针对发达地区“农二代”独有的群体特征,催化共同社区意识的产生,使得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对集体行动产生正向功能。

    五、对策建议

    (一)思想引导:培养城乡社区新意见领袖

    为了预防城乡社区代际转换中的“群龙无首”情况产生,应对土地矛盾、本外地矛盾、村际矛盾带来的不确定性,培育一批有丰富知识、熟悉政策制度并能理性思考的“农二代”意见领袖非常有必要。他们能组织并用自身榜样的力量感召“农二代”青年,使之在利益诉求、集体行动的表达上更为有序。

    (二)重构基层:构建枢纽型的青年服务凝聚网络

    “城”与“乡”的转换之间,农村传统宗族秩序还在发挥它的功能,但向心力和凝聚力却在慢慢的消解。因此,当前重要的一点是在新形成的社区中重构一种“共同感”和“社区意识”。比较可行的措施:一是培育增强“农二代”的参与意识;二是以志愿服务、兴趣爱好为基础组建各类青年社会组织,重新建立起人群之间的互信关系与紧密联系,抑制较强烈度、暴力性的集体行为产生与发展;三是推动镇街一级的党团组织建设。

    (三)畅通渠道:建立健全农村青年意见表达机制;

伊斯顿认为,一旦大多数社会成员认为他们已经无法影响当局并由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就很可能感到有必要转而诉诸严厉手段,努力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典则。要按照青年一代的需求和成长规律,一方面畅通和普及社会事务参与渠道,使该群体在遇到诉求反映时,了解如何按照法定程序和规则发声;二是建立并完善网络社区,打造微博、微信等公共服务平台,让“农二代”及时知悉相关政策法规,并有多元渠道来表达对社区事务的意见建议。

 

本文是2013-2014年度广东青少年与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立项成果,课题编号:2013WT051

 

(作者:文嘉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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