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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当代青少年的区隔化生活

文章所在栏目:研究调查 点击数:2545 更新时间:2016-04-27 11: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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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当代青少年的区隔化生活

 (原载于《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摘 要] 随着各类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新媒体的移动社交改变着青少年的人际关系,逐渐成为青少年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信息传播方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区隔效应”随着信息传播媒介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前,新媒体对青少年的虚拟社会、圈子化交往及网络动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青年群体怎样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形式来建构自身的认同,如何区分彼此,遵循哪种活动规律,都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关键词] 新媒体 青少年 区隔化 生活

传播媒介与社会结构形态起着彼此建构的作用。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形塑着当代青年群体。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其自身独有的特质,也为80、90后也贴上了同样类似的标签。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青年的规律的转化还较为基础地遵循着代际的变迁。那么在瞬息万变的新媒体时代,青年的代际特征则逐渐模糊,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年之间的区隔线越来越小。反而是在新媒体的影响下,青年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远超从前,同辈群体间的区隔越来越大。呈现出一种彼此之间“区隔化”的生活状态。因此,当代青年群体怎样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形式来建构自身的认同,如何区分彼此,遵循哪种活动规律,都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一、媒体的演进与区隔作用

人类的生活史,同样也是信息传播方式的演进史。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创新,都给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媒体的组成形态和传播方式的不断演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生活。麦克卢汉按照传播工具的维度,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各具特色的传播时代,分别称之为“口语传播时代”、“书面文化时代”和“电力信息流时代”。应当注意的是,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每一次革新,不仅是旧传播方式的变更,更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信息流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传递。信息的交换,成为彼此认同的文化基础,并最终形成自我认同。而借助于传播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同样可以推断,传播媒介演变在社会群体中存在着“区隔效应”。这种效应亦会随着信息传播媒介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印刷媒体:建立区隔、单向传播的时代

    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传播方式的演进史当中,印刷媒体持续时间最久,影响也深远至今。其显著特征就是依托书面文字符号为载体,因而在掌握文化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中建构了一条起到区隔效应的传播鸿沟,对于传播资讯的理解与解读也成为知识阶层所垄断的领域。统治阶层掌握对文本单向解读的特权,大部分底层群众在传播过程中处于终端和边缘地位,是一个纯被动的受众群体。

(二)电子媒体:消解区隔、单向传播的时代

    电视、广播等电子传播技术的产生,所带来的是电子媒体时代。这种“所见即所得”的同步传播方式,将原本纸面上的抽象资讯转化为直接的画面与声音。一方面是向知识阶层垄断资讯解读权的挑战,在受众的主体性回归上是一个极大的跨越。社会各个阶层都被纳入到“无差别”的受众状态,解读资讯的门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电子媒体也打破了地域的区隔。即便在千里之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全世界也能在第一时间揭晓。但与印刷媒体一样,电子媒体仍然存在技术上的垄断,它遵循着单向传播的特性,在传者和受众之间设置了一道明显的界限。

    (三)虚拟媒体:重建区隔、多向传播的时代

    在虚拟媒体时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根基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新媒体,指的是随着互联网和即时通讯技术的革新所诞生的交互式媒体变革,即对当代青年产生直接影响的互联网媒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曾经下过一个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与之类似的是把新媒体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诞生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它具有如下的特征:除了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之外,但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传播上的互动性(interactive)。在诸多方面,它与前代相比都是全新的形式。

新媒体的产生开启了一个即时通讯的新时代。从传播领域来看,它发扬了传统媒体覆盖的广泛性和时效性。特别是手机互联网的引入,营造了更加生动的“在场感”。资讯传达“无时不在”成为可能;从传播手段来看,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则拉开了一个充满了形象化、画面化,所听即所见的信息化生活的序幕。大篇幅的文字内容丧失了吸引力,大量的图片,标新立异的标题,成为吸引关注的重点;从传播路径来看,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不再是由政经精英所掌握的媒体。网站,特别是微博、微信的发展,使得社会话语权越来越从上向下转移,从政府向公众转移,从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转移。总的来说,新媒体创新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每个人都能成为传播的中心。信息技术改变了传播的模式,破除了垄断,但也形成了彼此隔离的圈子,引致话语权的纷繁杂乱。

在某种角度看来,我们说媒体所能起到的,不仅仅是传播功能,反之更有“社会区隔”的效应。如若要对这种“媒体区隔”下一个界定,则可以称之为“各种媒体渠道通过文字符号、语言方式和内容方式,在社会阶层间中实现差异化的传播,从而造成信息流呈现相对隔绝,群体之间彼此疏离的社会现象。”这样的“区隔”,在传统媒体时代成为划分阶层的标志之一,在电子媒体时代被消解,但在虚拟时代却又有重新兴起的形势。

二、新媒体对青少年“区隔化”生活的影响

当代中国青少年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0年“青少年网络伤害问题研究”课题组公布的数据显示,青少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间为37.1小时,其中每天上网时长为8小时及以上的占近四成。而全国的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16.2小时。青少年网民的平均上网时长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网络被不少青少年群体视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现代媒体不是外在于社会的物理存在,而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传媒技术与社会形态相互构建,不可分开。每一代的青年都成长在一个不同的媒体环境之中。对于80后而言,电视几乎成了上世纪年代青年的集体记忆。近期,各种各样集萃于电视剧或者卡通片的片段集锦在网上疯传,唤醒了一代人尘封已久的童年。而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来说,互联网及其相关衍生品在其成长轨迹中起到不可磨灭的影响。各种和电脑以及互联网相关的话题充斥在这个时代青少年成长的时空中,比如所谓“网瘾”和反“网瘾”之间的战争,比如父母和老师对90后早恋的余悸尚未散尽,又不得不疲于应付网恋带来的更大冲击,比如学者或者教师们对网络语言向传统语言文字发起的“挑战”忧心忡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生活不知不觉已经被这些新的媒体形态推动着向前。

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再是阻碍人们沟通的横栏,人类社会的联结和交往显现出一种新的形式。科技和通信领域的进步使全世界人们可以空前贴近,全球化经过信息传播速度的递增而垂手可得。当世界大事发生之时,借助于各色媒体的力量,我们都能在身在现场,感同身受。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不论是技术、运营,还是操作形态上,都渐渐与国际接轨。当代青少年成长于我国信息技术的勃发期,是信息社会的直接受惠人。历经各种信息通讯工具从发明到普及的过程,对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运用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们多被冠以“e世代”的称号,其生活轨迹和节奏也因此与父辈迥异。

(一)虚拟社会已经成为集体记忆存在的空间

媒介是人和社会关系的延伸。媒体通过传播精心策划与排演的盛大场景,达到形塑集体记忆,凝聚社会共识的“电子纪念碑”功效。不同的媒介通过调用不同的感官比例,从而重塑社会生活方式,形塑青年成长的宏观背景。在新媒体发展迅猛的时代,人们已经实现了生活方式的全新变革。新媒体根本性地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传播方式,对人类,特别是新媒体的追随者——青年的学习、生活方式产生着深刻影响。

因此,当代青年的集体记忆形成,几乎绝大部分时间遵循着新媒体发展的轨迹。在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上,青少年对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直白的认知,并不通过每天定时播放的《新闻联播》等渠道。微博和公众微信号“学习粉丝团”所做的领导人行动直播,“复兴路上”等神秘的“半官方”新媒体工作室所制作的系列动画视频,用“无处不在”和“萌化”的视角展现了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一面。当90后回想起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不仅仅是来源于蹲坐在电视屏幕前的实时观看。更多的是在朋友圈中疯狂转发“小鲜肉”战士们的英姿;在另一方面,对某些基层政权治理或管理方式的不满,也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而放大成集体记忆。比如每当提到经济对环境的侵害等环保议题,人们总会引用“厦门PX散步”等自网络而始形成的群体性事件为例。这一事件,恰恰是通过新媒体渠道得以广泛传播的经典案例。而“芙蓉姐姐”“凤姐”等通过网络,经过精心经营和炒作而红极一时,成为公众人物的个案也越来越多。

(二)圈子化的交往模式

新媒体传播完全以个人为中心,它提供点对点的信息传播服务,每个人都可以用一个私有的、可信赖的传播载体,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传播,是以非线性互动方式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传播。大众不仅享有主控权,还可以决定接受信息的时间、内容、主题,并且还可以随时把自己的见闻和思想作为信息输入网络中,并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传送给其他信息接受者。换句话说,利用新媒体的每个受众,都能决定自己想看到什么,可以看到什么,或者可以屏蔽什么。

根据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有35.2%的青少年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内外时事,有51.8用其来获得有关个人生活信息,有62%借助互联网满足个人爱好和娱乐,有41.7%通过其来解决个人心理和生理问题。这种互联网的普遍应用和“小圈子”的交往模式,推动了青少年个性的形成,在其沿着不同路径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影响。对于使用新媒体平台的目的,青年选择虽然存在差异,但从整体看来,主要集中在娱乐功能。数据显示,“和朋友聊天”、“看电影”、“听音乐”、“玩游戏”处于青年新媒体使用目的的前四位,分别占到89.3%,64.3%,56.4%,52.3%,娱乐性相当明显。

通过对数据的观察,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认知。当代青少年接受媒体的传播是“由着自己的性子”。作为“传者”和“受众”双重身份的他们,丰富的信息源构成封闭的“小圈子”交往模式,推动人格个性化。信息技术带来了海量信息的纷至沓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人一天接收到的资讯比过去一生接触的都多。在不可胜数的信息当中,青少年只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而摒弃某些实质上有帮助的。网络社交也是遵循同样逻辑,网络社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各种小众群体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同伴。在众多的网友当中,具有同样爱好和特征的人群彼此聚集和交换信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圈子,这些小圈子就是网络社会的基本结构。

(三)动员模式的网络化与非理性

小众传播方式形成多元价值并存的格局。大众传播时代甚至是web1.0时代,传者是整个传播活动完成的主体和核心,主流意识和价值观通过媒介单向度地到达受众,最终完成传知、宣传和教化的功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对于精神文化产品有了更高的需求。不但要求“有”,而且要求“对胃口”。一个传统的,庞杂的传媒平台无法承载如此之多的内容,在市场的重压之下,各种大众传媒不断进行内容细分,派生新的种类和频道来吸引受众。小众传播的趋势和格局形成后,传媒的宣传和教化的力量被摊薄。在核心价值观丧失有效传达途径而式微时,各种次文化价值观浮出水面并日渐兴盛。这个过程与宽松社会舆论氛围的形成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青少年成长的多维标准,多元价值社会环境。

多元价值之下的是社会动员趋向于杂乱无章。新媒体的主要缺陷是:新闻价值观非理性、缺乏信息源、严谨性、深刻性和权威感。动员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权威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特别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动员能力都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基层政权组织。对政治等严肃话题的不关注,使得青少年对于公共治理机关运转模式认识极度缺失,通过民间自发性产生的动员具有显著的广泛性和非理性化的特点。而当今的青少年群体,由于天生的“叛逆”个性和互联网的圈子化、碎片化生活已经成为常态,标新立异、耸人听闻成为吸引眼球的最佳选择。这使得在动员过程中,他们不具有理性思考的倾向,非常容易被情绪左右。尤其是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的匿名性以及虚拟性,利用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流动性以及便携性,让资讯的筛查变得困难,让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变得更为日常。比如黑龙江庆安县枪击案,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网络民意已经被网络大V引向一边倒的质疑。而“集体狂欢”和“集体无意识”下的网络恶搞行为更是层出不穷。比如知名微博账号“作业本”对英雄人物黄继光和赖宁的恶搞,虽然被主流媒体严正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类似“恶搞无底线”的言论和观点在青少年中仍有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大V只是对一种市场的迎合。在圈子化和匿名性盛行的新媒体环境下,对该种思维的“纠偏”显得尤为困难。

    三、青少年新媒体工作的路径与可能

以网络为媒体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打破了大众传媒与人际交流之间的界限,形成一种可称为“大众自传播”或“共有媒体”的新型传播形态。信息工具愈发达,青少年面对面交流沟通愈少。虽然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有所限制,但为数不少的中学生仍人手一部手机,有的甚至还有两部。每个月发送的微信,发表的朋友圈和微博的数量远超过成年人。手机新媒体只是这种间接沟通方式愈演愈烈的一个例证,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宁愿坐在电脑前面,跟同学、朋友甚至陌生人相谈甚欢,而不愿意走出家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沟通方式发达的今天,青少年之间交往频率日高,深度却日益浅层化。在热闹的表象背后,是一种愈发孤单的原子化生活趋势,和日益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

身居于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时代背景,面对通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面临所依托对象的不断变化,信息化的转型和掌握新媒体话语权应是共青团组织创新的题中之义。通过几年的辛劳耕耘,共青团组织努力运用互联网这一新的技术和手段来构建团结、引导、教育、服务广大青少年的新阵地、新渠道,形成了以信息化建设促进团的工作创新,全团共抓新媒体建设的局面,各个层级的“青年之声”新媒体平台也初步显现出成效。

应对网络和新媒体的有序无序发展,根本对策在于人的自身。掌握新媒体话语权有助于增强共青团的社会适应,紧跟时代前行的步伐。青年工作的与时俱进是共青团组织适应新时期群团工作要求的重要路径。无须讳言的是,在开放的互联网空间中,如果说要紧随潮流,当代青少年作为最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群体,最早接触和熟悉信息技术的群体,对技术更新换代最热情高涨的群体,在互联网生态的标尺中,会比共青团组织和团干部走得远得多。因此,新媒体建设手段,在于把握青少年最深层、最本质的需求,从而具备能触动其心灵的内涵,而不是一味的娱乐化与迎合。

互联网的精髓在于“众人”和“参与”。新媒体话语方式的转型有助于完善共青团的形象塑造,缩小与青少年群体之间的距离。共青团“人民团体”的定位,决定了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党政与青少年之间桥梁纽带的角色。过于官方的色彩使团组织在与崇尚自由,追求独立个性的青年群体交流中,产生某种隔阂。传统的行政语言和工作方式也加深了团组织和青年之间的距离感。我们应当从新媒体的交互性中认识到,青少年工作成功与否,取决于青少年本身的参与,要将其作为整个链条不可缺少的一环,用新媒体的手段塑造一个时尚、创新、友好的共青团形象,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团的工作中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引导。

另一方面,我们要破除新媒体是“一用就灵”的“万金油”观念。虽然新媒体方式具有时效性、反馈性、经济性、多元性、广域性等各种特点,能迅速收到成效。但以上所论述的,互联网在对青少年的区隔化、圈子化上,仍起着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群团工作最终还是人的工作,既要发扬新媒体的有利影响,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捡起面对面动员的手段,采用理性的、深度的工作方式,对青少年的成长施加长效的影响。同时,我们要加强对青少年网络素养的培养,使其了解在自身也是新媒体的一环,也具有传播能力,要建立社会与媒体责任感,

 

作者简介:蔡泽峰,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七级职员

                    杨   扬,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七级职员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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